在今年“中特估”概念火爆背后，其实也和ESG投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从ESG角度看，上市国有企业发布ESG报告的比例远高于民营企业。
　　摩根大通亚太区ESG证券研究部主管Hannah Lee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，中国正在推动国企加强ESG方面的资质认证和汇报，公司治理层面的机遇尤其值得关注。参考日本的经验来看，安倍经济学的“三支箭”也有关于加强日本企业治理制度方面的要求，这样的改革使得公司治理评分得到了提高，而ESG评级也随之得到了提高，日本企业当时的股权收益率（ROE）增长也与此息息相关。
　　在Hannah Lee看来，中国企业的ESG评级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，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，那将会是一个重大利好，其中一些企业会受益更大，特别是能源、材料和公用事业板块的国有企业。
　　展望未来，ESG投资长期前景可期。根据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统计，2016年全球ESG资产规模为22.8万亿美元，2018年增至30.6万亿美元，2021年达到37.8万亿美元，预计到2025年全球ESG资产总规模将达到53万亿美元，占全球资产管理规模（AUM）的三分之一。
　　除了公司治理层面的机遇，还有其他主题也存在投资机会。Hannah Lee告诉记者，现在气候投资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关注减缓气候变化，但在气候适应性领域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，这方面的投资机遇值得关注。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》详细列出了在气候变化面前哪些重点领域可以准备，帮助整个社会未雨绸缪。
　　治理机遇下看好能源、材料和公用事业板块
　　21世纪：去年11月，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提出了中国特色估值体系（中特估）一词。投资者押注更广泛的国企将受益于政策助力，国企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上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。叠加国企估值偏低，今年“中字头”国企股价一度涨幅可观。从ESG角度看，上市国有企业发布ESG报告的比例远高于民营企业。你觉得国企是否更值得投资?
　　Hannah Lee：中国正在推动国企加强ESG方面的资质认证和汇报，公司治理层面的机遇尤其值得关注。今年4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了独立董事职责定位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决策、监督、咨询作用，将监督职责的重点聚焦在公司与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潜在重大利益冲突事项上。此外，《意见》还优化了独立董事履职方式，完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机制，建立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机制，要求财务会计报告及其披露等事项由审计委员会、关联交易等事项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。
　　《意见》不仅仅对于国企有影响，对于上市公司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中国企业的ESG评级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借此契机改善公司治理，那将会是一个重大利好，其中一些企业会受益更大，特别是能源、材料和公用事业板块的国有企业。
　　在治理方面分数比较高、排名比较靠前的企业，ROE也会更高，我们也注意到，在今年大规模的国企改革中，第一次把ROE作为关键绩效指标。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改革中，受益更多的会是国企。
　　参考日本经验来看，安倍经济学的“三支箭”也有加强日本企业治理制度方面的要求，这样的改革使得公司治理评分得到了提高，ESG评级也得到了提高，日本企业当时的ROE增长也与此息息相关。
　　气候适应性领域投资不足
　　21世纪：2022年ESG投资似乎面临了一些挫折，你对2023年以及更长期前景怎么看？长线投资者有哪些投资机会？
　　Hannah Lee：2022年ESG主题的基金遭遇了很大挑战，在全球都是这样的趋势，背后的原因包括能源危机、去年市场向价值股的轮动等。但即便如此，ESG投资长期前景依旧可期，资产管理规模非常强健，对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。
　　ESG包含Environmental（环境）、Social（社会责任）和Governance（公司治理）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带来了公司治理层面的机遇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其他主题也存在投资机会，例如生物多样性投资，中国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兴趣越来越高涨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是相互关联的，是什么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？气候变化是首要因素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能从生物多样性中找到基于大自然的解决方案，或许能够减缓甚至解决气候变化危机。
　　现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基金有一千多只了，应对气候变化非常关键，需要快速加大减排力度。5月17日，世界气象组织（WMO）发布了一份报告，警告未来五年全球气温可能会升至历史新高，并且很有可能短暂突破升幅1.5摄氏度这一全球升温关键指标。根据2016年生效的《巴黎协定》，各国承诺努力将全球气温平均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摄氏度以内，最好努力限制在1.5摄氏度之内。科学家认为升幅1.5摄氏度是一个关键临界点，超过1.5摄氏度后，特大洪灾、干旱、森林火灾和食物短缺的发生几率都会大增。
　　现在气候投资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关注减缓气候变化，但在气候适应性领域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，这方面的投资机遇值得关注。去年，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学技术部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应急管理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气象局、国家能源局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》，详细列出了在气候变化面前哪些重点领域可以准备，帮助整个社会未雨绸缪。
　　21世纪：目前中国ESG投资处在什么样的水平？如何看待中国ESG投资的前景？
　　Hannah Lee：目前中国大陆ESG资产管理规模在整体资产管理规模中的占比是比较低的，只有1.2%，约430亿美元。但中国投资者对于ESG方面的投资需求非常旺盛，今年第一季度ESG资产管理规模比去年第四季度提升了5%，今年一季度推出了17只新ESG基金，去年一整年推出了62只基金。
　　ESG投资升温背后有不少推动因素，例如，去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实业投资指引》，提出探索开展可持续投资实践：探索建立既具有社保基金会特色、又与国际接轨的可持续投资管理体系；践行可持续投资理念，加大对ESG主题基金和项目投资，将环境、社会、治理等因素纳入实业投资尽职调查及评估体系。
　　加强ESG信息披露至关重要
　　21世纪：去年亚洲在ESG监管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。未来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？与欧洲和美国相比，你如何看待亚洲的ESG监管水平？“漂绿”现象如何避免？
　　Hannah Lee：从投资者角度看，当然希望有ESG信息披露的要求，如果没有相关信息，他们在投资过程中就没有决策的基础和依据。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ESG强制性披露要求，但是这方面已经在改善了，未来中国会在这个领域迎头赶上，预计会出台一些关于ESG披露和报告方面的强制性要求。
　　在ESG监管规则方面，亚洲、美国和欧洲等地都会有所不同。但是现在有一个趋势，大家会比较关注气候变化方面的强制披露要求，向符合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（TCFD）要求的方向进行转变。在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性别多样化等方面，亚洲落后于美国和欧洲。欧洲董事会中女性董事代表比例是40%，美国董事会女性代表是30%，而在亚洲只有16%～17%，当然现在亚洲也在努力，比如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联交所）明确指出“成员全属单一性别”的董事会是不可接受的，进一步强调了对性别多元化的重视。
　　有一个规律，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中，如果有一个区域在ESG方面的监管规则比较领先，会渗透影响到其他区域，未来也希望全球ESG监管规则能够统一化、标准化。
　　另外，在ESG吸引到很多投资的同时，人们也比较担心“漂绿”现象，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监管。怎么能够避免呢？需要加强披露要求，这是避免“漂绿”的重要做法。另外，我们也希望看到ESG走向标准化，包括数据以及披露标准化，这还需要长期努力。
　　金融机构如何助力ESG投资？
　　21世纪：你觉得金融机构在助力碳中和、促进ESG投资方面应该发挥什么作用？
　　Hannah Lee：实现碳中和目标有很多不同的路径，每一家公司在减碳方面都有不同的职责和角色。金融机构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行业中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盟。绿色转型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，金融机构需要提供融资方面的安排。
　　金融机构还可以帮助一些有折损的资产进行转型。比如火电公司，假设原本可以运行二十年，但是现在只运行了十年，直接关停会带来不小损失。发达国家的燃煤电厂可能本来就已经快到生命周期尾声了，关停不太可能会产生太大损失，但是在亚洲新兴国家，很多设施都是新建的，还没有完全折旧，需要进行转型。
　　21世纪：随着人工智能（AI）在各个行业迅速兴起和应用，一些投资者认为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投资者监控和跟踪企业在ESG方面的努力，推动企业和社会变得更好。你怎么看待AI对ESG投资的影响?
　　Hannah Lee：AI的风险和机会存在于各行各业，AI对ESG也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可以用AI监控和汇报企业在ESG方面的进展，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数据和透明性。AI在ESG当中的一个重要应用是气候变化，机会点在于用AI进行监控，预警早期的灾难风险，帮助大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，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更加恶劣的负面影响，目前气候适应性这方面的投资也是不足的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可以起到关键作用。
（文章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）